视频简介：《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系统汇集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完整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体系、历史脉络与实践方略，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提供了权威的思想文本、坚实的理论基石、清晰的行动纲领。其中，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深刻论述，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极富生机的组成部分。总书记将文艺工作置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宏大格局之中，从多个语境、不同角度系统阐述了一个重要命题：新时代文艺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这一重要命题反映了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深邃思考，对于指引新时代文艺发展方向，具有重大意义。 新时代的文艺生态，正处在多重变局的交汇点上。数字媒介、人工智能深刻影响情感结构、审美感知和艺术生产，文艺创作门槛显著降低，表达渠道空前拓宽。亿万民众获得了自我书写、影音表达的便捷工具以及自媒体传播的巨大便利，一股巨大的全民性的表达能量正在互联网生态下蓬勃生长。把这种全民的表达热情转化为高质量的文化创造，成为重要的时代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文选》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加快建设文化强国》等多篇文章强调，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这是一个面向文化强国建设的重大战略判断：一个民族的文化繁荣，不仅仅依靠专业少数，还有赖整个社会、整个民族创造力的充分释放。文艺不再仅仅是艺术家的专业创作，它正在变成一种广泛的社会实践。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 孙彤/制图 通读《文选》，一个鲜明感受就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出的具体而真实的人民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基于这种人民观，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人民不仅是文艺表达的主题，也是文化创造的主体。这就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找到了一条重要实践路径——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 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从新时代的新现实、新经验中催生出创作的新主体、艺术的新生态，这不仅是一种文艺现象，更是一种社会现象。理解它的关键，在于看到一场深刻的主体觉醒：普通民众不再仅仅是文艺的受众，而是以切实的方式介入文化生产，展现出生机勃勃的创造能动性。人民大众依托自媒体创作既“切实”又“切身、切己”的精神产品，不仅是无数普通人创造性的自我展示，更是个人与世界的连接与互动；不仅是一个个“艺术家”的涌现，更是一种新的文化生态的形成。这种新的文化生态，既包含宏大的时代叙事，也容纳无数个体的生命故事；既包含国家历史的恢宏篇章，也包含乡土记忆、家族故事、个体奋斗的细碎而坚韧的记录。新时代文艺工作的使命，就是要搭建广阔的平台，让这些多样的叙事能够被看见、被尊重、被理解，让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汇成一部多元开放、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算法推荐、流量分发、平台运作不断介入文化生产，创作同质化、审美扁平化、趣味娱乐化等问题日渐凸显。短视频带来碎片化感知、粉丝经济影响创作逻辑、人工智能影像冲击公共审美……美学秩序、文化价值与社会伦理正遭受着巨大冲击。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绝不是放任自流的全民狂欢，而是需要正确的思想引领与细致、成熟的方法论指引。《文选》中多篇文章都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与创新一体两面、不可割裂：守正是固本培元，确立方向、站稳立场、守住根脉；创新是激发活力，回应时代、拓展边界、开辟新篇。 守正，首先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正确、深刻把握文艺与社会、文艺与历史、文艺与人民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最珍贵的传统，是它的历史批判意识与人民立场。它帮助我们穿透市场表象、流量神话、技术崇拜，清醒审视文化生产在数智时代出现的新矛盾：平台如何建构注意力经济，算法如何塑造审美偏好，资本如何影响创作导向，文化治理如何在活力与规范之间取得平衡。守正，更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牢牢确立当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文选》中《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一文指出，“只有扎根脚下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文艺才能接住地气、增加底气、灌注生气，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确立主体性并不等于文化上的排外、保守与故步自封，而是要摆脱文化上、价值上的依附心态。经过百余年的实践、反思，今天的中国文艺界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方位：我们不再被动接受外来的范式、标准、评价体系，而是以中国问题、中国现实为中心，自主地提出议题，建构审美话语，完善评价体系，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实现自主选择、自主转化、自主创新。 2026年5月21日至25日，第二十二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举行。本届文博会聚焦文化产业数智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汇聚了众多国内外高端文化产业资源与创新要素。图为5月21日在文博会上拍摄的展台。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创新，要求文艺工作者投身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从时代的脉搏中感悟艺术的脉动，把艺术创造向着亿万人民的伟大奋斗敞开，向着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敞开。新时代的文艺创新，有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内容创新、形态创新、媒介创新。在内容层面，文艺家们要把目光投向新时代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观察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乡的变迁、产业的迭代、生活方式的更新、人的精神世界的变化，塑造新时代的人物群像，书写中国大地上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在形态层面，公共艺术、乡村美育、沉浸式展演、社区文化等，已成为当代文艺的重要形态。文艺走向街道、乡村、园区、网络社群，走向广阔的公共空间，这极大拓展了文艺的实践场域和社会功能。在媒介层面，我们应当辩证看待各类新技术、新工具，既不陷入技术浪漫主义的盲目崇拜，把技术当成艺术的替代物；也不必陷入技术恐惧主义，把新技术看作人文的掘墓人。媒介是人的延伸，技术是解放创造力的工具，但艺术的灵魂仍然归于人，来自一个个具体而鲜活的人的生命体验、审美观照、价值关怀与创造性想象。 《文选》中《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一文谈到科学对待传统文化时，强调“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不是简单地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套上现代外壳，而是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它要求我们深入挖掘中华文脉，让中国人传统的审美精神、人文理想与当代人的生存体验、生命感受彼此激发，让传统在当代人的生活土壤中重新焕发出生机，同时更要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贯通，熔铸为面向时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新文化。 推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 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强世功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认真学习这部重要著作，深刻体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深邃思考和战略谋划，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在《文选》的《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一文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文化自信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的重要地位，也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确立了逻辑起点。后冷战时代以来，全球博弈逐步从政治军事领域向文化和文明领域延伸。文化认同、文明交往日益成为全球性议题，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面临着回答“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的问题。对于中国而言，近代以后西学东渐，各种西方思潮持续冲击中国文化，尤其民族学领域长期强调各民族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忽略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和整体性，史学界形成正统王朝主流叙事与边疆民族史叙事相割裂的局面，未能形成中华民族统一的历史叙事。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强调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这种中华民族共同体史观，从根本上回答了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向何处去”的历史之问，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基石。在《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一文中，总书记强调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为我们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提供了根本方法论指引。 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们解决民族问题往往从经济发展、物质改善入手，而对精神文化层面的认同问题重视不够。在《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一文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强盛、民族复兴需要物质文明的积累，更需要精神文明的升华”。纵观人类发展史，那些历史上保持长期繁荣强盛的国家，不仅创造了强大的物质文明，往往也创造了引领那个时代的精神文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肯定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同时，进一步强调精神的独立性和文化的能动性。正是基于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总书记进一步提出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乃至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精神和文化基础”。 我体会，“两个结合”不是抽象的方法论，而是贯穿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全过程。比如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理论与中华文明“大一统”传统相结合，形成以国家统一为前提的民族平等理论；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与中华文明重视文化价值和精神教化的历史传统相结合，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断；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与中国治理传统相结合，形成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导向、以推动各民族共同迈向现代化为载体的民族团结进步理论；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与中华文明的天下观相结合，形成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格局；等等。 中华民族有自身独特的历史，解析中华民族的历史必须有一套中国自主的民族学知识体系。《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强调，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应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同时，顺应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大趋势，阐明中华民族如何在“多元”汇通的基础上凝聚为“一体”，围绕“魂脉”和“根脉”两条脉络搭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四梁八柱”。 9月21日，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北京举行。今年的宣传周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聚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主题，在全国各地集中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图为节目演出。 中新社记者 易海菲/摄 比如，在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层面，重点围绕“理论”、“政党”和“道路”三个范畴展开，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研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层面，重点围绕“历史”、“文化”和“文明”三个范畴展开，研究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研究各民族文化如何汇聚为中华文化，研究经学和哲学所阐发的中华文明义理。而关于中华民族的“多元”汇通机制，重点围绕“语言”、“宗教”和“社会”三个范畴展开，研究多民族语言如何共塑中华民族文化，研究不同宗教在长期交流互动中推动我国宗教中国化，研究不同经济社会形态如何互补共生。关于中华民族“一体”凝聚和建设，则重点围绕“民族”、“区域”和“国家”三个范畴展开，研究多元族群如何凝聚为中华民族这一命运共同体，研究如何巩固统一祖国疆域，如何建设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研究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越了某个单一学科范围。中华民族兼具民族实体、政治实体和文明实体的特性，必然需要不同学科共同参与，不断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交叉学科建设基础。这是一项跨学科、跨专业的系统性学术事业，也是中国学人共同承担的学术志业。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使命光荣而艰巨。我们要深入研读《文选》，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学术贡献。 在坚持“两个结合”中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 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杨 耕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深入研读《文选》，可以体会习近平文化思想高屋建瓴、博大精深，而贯穿其中的根本线索和重要观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又是对中国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既谱写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篇章，又指明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方向，不仅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而且具有深刻的学理内涵。 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是西欧，马克思一生的理论活动主要是在德国、英国、法国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创立时的主要思想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文选》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一文关于“根深叶茂”的比喻言简旨远，“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这就是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停留在马克思主义创立时的西方思想来源上，而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拓展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内涵，从而使中国人民不仅从科学上认同马克思主义，而且从文化上认同马克思主义。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是建立在“必须”上，而是确实存在这种结合的可能性，即不仅必须结合，而且能够结合。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的是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重在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人伦关系是人类社会中的普遍关系，因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规则就具有普遍性的一面，而且随着封建制度的衰亡，传统文化同它所维护的封建制度的时间距离越远，它的意识形态性质就越弱，它所蕴含的具有普遍性观点的现实意义就越凸显。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一文精辟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不断为寻求真理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理念具有普遍性，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所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具有“共同之点”和“高度的契合性”。正是这种“共同之点”和“高度的契合性”构成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前提、理论依据，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内在规定性。 精神生产不同于肉体的物质生产，以基因为遗传物质的物种延续是同种相生，而精神生产、文化创造则可以通过对不同文化成果的吸收、消化和再创造，造就新的文化形态。正像亲缘繁殖不利于物种发育一样，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一定是突破了单一的文化系统、博采众长而创新的文化形态。更何况，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僵化的教条，而是开放的、发展的、与时代同行的科学体系，时至今日依然占据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宗教文化，没有宗教文化的排他性特征，而是一种崇尚理性和智慧、重在调整人际关系的文化形态，并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这进一步表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必须，而且可能。 尽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具有博大精深、博采众长的文化特质，但二者毕竟是两种产生于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社会功能的文化。因此，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什么、如何结合就需要新的实践基础、新的思维坐标。从根本上说，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建构或重构都是由现实的实践所激发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新的文化生命体同样如此。换言之，我们应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现实基础、思维坐标，去寻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之点、契合之处，进而对那些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共同之点、契合之处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使二者融为一体，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文选》中《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一文指明了具体路径，“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案例的外在“拼盘”，也不是把“物质”变为“器”、把“矛盾”变为“阴阳”的范畴或术语的简单转换，更不是用中国传统文化去“化”马克思主义、建构所谓的“儒学马克思主义”，最终将马克思主义“空心化”。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而且深刻改变了中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而且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一文指出，“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历史已经证明，不是传统文化挽救了中国，而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传统文化避免了同近代中国社会一起走向没落；不是传统文化把一个贫穷落后、衰败凋零的中国推向世界，而是改革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把一个欣欣向荣、充满希望的中国推向世界，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有了可能。正如《在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一文深刻揭示的，“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文以载道，文以化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正因为如此，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变革，无不以文化变革为先导，并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立根铸魂”，就是为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实际上，习近平文化思想本身就是“两个结合”的产物，展现了一个广阔的思维空间和文化空间，并构成了当代中国独特的文化标识。正是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文化使命，透视出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坚定的文化自信。 （作者系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