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简介：2025年，中山大学哲学系与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举办了题为“经史传统”的暑期讲习班，“圆桌论坛”环节主题定为“经史传统作为中国哲学研究的新地基”，有着特别的意义。这中间，既有时代对学术的呼唤，又有当下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自我革新，值得给予关注。 何种意义上的“经史传统”？ “经史传统”这四个字，近年来逐渐成为一个高频词，甚至成为学界热点之一，而且在全国呈南北呼应之势。不过，学者在使用这一说法时，取义却各有偏重。大致说来，有如下几种：一种说法偏重于指四部之学意义上的经学传统和史学传统，认为经史传统“可以成为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概称”；一种说法认为经史传统并非经史之学的简单相加，而当从作为“中华文明自身原理”根基的角度把握，这种意义上的经史传统也是一种“古典传统”；一种说法强调回到“一个整体性的经学传统”来审视经史传统，不可以现代学术分科眼光理解古典经史；一种说法则偏重于将经史传统理解为“实事求是”的史学传统，强调哲学研究中的社会、历史、政治维度。 尽管“经史传统”一词确乎包含“正天下之是非”和“明古今之成败”（《四库总目》）的双重含义，但笔者倾向于将当前学术语境中经史传统的本质理解为一种“经学传统”。这一传统其实也包含“经”与“史”两个维度，只不过这里的“史”，并非指现代意义上的实证史学，而是指四部之学中的古典史学，乃至《六经》作为第一个王官学时代“先王之政典”意义上的古典史学。 将经史传统的本质理解为经学传统，理由有二：其一，有目录学上的依据。史附于经，史也是经的“支与流裔”，《四库总目》即称“正史体尊，义与经配”。其二，有社会现实之必要。今日倡言“经史传统”，所面对的实为中国问题的发现与解决，而这恰是经学“经世”作用与意义的切实发挥。当然，今日“经史传统”的提倡，决非返归旧社会的传统意识形态，而是倡导新的时代精神，建立一种“新经学”。 “经史传统”的当代登场 “经史传统”在今日学界倡导并形成影响，可以视为一次特别意义的“登场”。回望历史，“经史传统”有过几次重要登场，都是国家、社会、学术面临重大转捩之际。 宋金元之际，中国社会面临学术上的地域差异，所谓“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冯从吾《元儒考略》）。面对南方传来的宋学“理学”，北地学者呼唤汉唐经史之学，并对程朱理学多所批判。金儒王若虚著《论语辨惑》即称：“解《论语》者有三过焉：过于深也，过于高也，过于厚也。”这一风气影响到元代，北儒陈天祥撰《四书辨疑》，即专门批评朱熹《四书集注》。金元时期“经史传统”的登场，使金元学术增添了返求《六经》的“求实精神”。 明清之际，社会面对的是明代心学末流之“空疏”，清代考据学在明末的发轫，既有政治得失上的鉴戒，又有学术风气上的改变。康乾时期，着力提倡新汉学，重视经史之学，编纂“五经传说汇纂”“御纂经义折中”等经学丛籍，编修《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大型类书丛书，体现出浓郁的“实学”特征。清代扬州学派代表人物焦循还曾批评理学、心学风气，以为“自理道之说起，人各挟其是非，以逞其血气……全戾乎所以事君父之道。余读《明史》，每叹诗教之亡，莫此为甚”。目录学领域，将理学时代支撑性经典系统《四书》中的《大学》《中庸》“黜还戴《记》”，带来的结果是清初“心性之学的衰微”和“形上玄远之学的没落”（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以及整个清代的朴学之风。 虽然明末清初即已发生了西学东渐，但其时中国无论科技、制度还是文化均不逊于西方，故某种意义上在此之前的“经史传统”登场皆属于中国学问“内部”问题。历经清末“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迨“五四”新文化运动猛烈批判中国古典文化制度，至于今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迎来了“经史传统”的再一次登场。当今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中国学问内部的汉宋之争，更主要的是与“中学”相对的“西学”以至“西方”。百年前面对西方，是经史传统的批判与失落；百年后面对西方，是经史传统的呼唤与提倡。其中蕴含，不仅是学术的，也是政治的。 今日谈“经史传统”，是谈“今学” 古老的“经史传统”与哲学研究本来就有密切关联。四库馆臣言：“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也就是说，六经本为“立说”“明道”之书，唯说理方式与现代意义上的“哲学”不完全相同。传统解经学也有“政治-社会学”“语言-历史学”“宗教-哲学”三种形式（陈少明《作为政治文化的经学》），可以分别对应经世、考据、义理三种形态，最后一种（以玄学、理学、心学为代表）便是哲学的。 不过，既然称“经史传统”作为中国哲学研究的“新地基”，就不是延续以往的说理形式及说理内容，而是以作为政治主体和文化主体的中国实际为基础，理解中国文明，揭示和解决中国问题。以“经史传统”为新地基的中国哲学研究，并非以中国问题中国经验作为西方哲学概念术语的印证，而是通过对中国问题中国经验的深入考察，揭示中国思想中国哲学的创造力与独特性，甚至终而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便是所谓“做中国哲学”。 简言之，今日谈“经史传统”，非是谈“古学”，而是谈“今学”；非是保守复古，而是激活创新；非是固步自封，而是将其作为“走向后经学时代”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在东西哲学与文明互鉴的开放视野中，立足现代，面向未来。 （作者系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山大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教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