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简介：7月20日凌晨，西北大学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侯外庐学派的主要成员和传承者、创新者，西北大学名誉校长、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张岂之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7月19日17时24分在西安逝世，享年100岁。 张岂之先生1926年10月出生于江苏南通。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50年考入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读研究生。1952年赴西北大学任教，195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校长、校长、名誉校长。张先生是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陕西省首届社科名家、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会长，全球华人国学终身成就奖、汤用彤学术奖获得者。1994年起受聘为清华大学双聘教授。 张岂之先生是崇文弘道的学术大家。他承继侯外庐先生的学术道统，著述宏富、成果突出、影响深远。曾担任中宣部、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史学概论》《中国思想史》首席专家，独著、主编各类著作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岂之先生是德高望重的教育大家。他一生甘为人梯、奖掖后学，带领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团队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和博士后500余名。主编的《中国历史》《中国思想史》分别获得国家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先生是中国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发起者和推动者，对中国高校人文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任西北大学校长期间，先生务实开新，主导综合改革，率先探索和开展联合办学，为学校事业的创新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张岂之先生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探路人和先行者。他在学术研究与通识教育教学中提炼出中华人文精神七大精髓，系统概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十二个核心理念，为理解中华文明精神内核、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了完整理论框架。先生主持和指导的陕西省轩辕黄帝研究会、黄帝文化论坛等，在黄帝与黄帝陵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和精神研究与普及等领域取得显著成绩，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张岂之先生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是当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一面旗帜。他从事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和文化素质教育等教学与研究工作75载，为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文化事业倾注了全部赤诚与毕生心血，作出了开拓性贡献。 《光明日报》曾多次对先生进行专门报道。今年6月28日，《光明日报》1版头条《人民需要这样的教育家》栏目刊发《张岂之：治学育人，“乐此不疲”》，报道了先生治学育人的故事和成就。 1978年，张岂之开始招收并培养中国思想史专业硕士研究生，8年后开始招收和培养中国思想史学科博士生。他对人文学科充满深情：“人文基础学科虽然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和技术成果，但是，它们有助于人们高尚精神世界的塑造和健康审美能力的培育”“如果说自然科学是参天大树，人文科学就是绿草，不起眼，却不可缺少”……由此，他常以清代诗人张维屏“沧桑易使乾坤老，风月难消今古愁。惟有多情是春草，年年新绿满芳洲”的诗句勉励学生，并将自己的随笔集命名为《春草集》。 张岂之的课堂一直深受师生欢迎。 很多西北大学师生都记得这样一幕：2017年5月18日，在西北大学“侯外庐学术讲座”第一百讲的“文化自信与人才培养”专题报告会上，台下挤满了人——座位不够，大家就在过道里站着、蹲着，甚至挤在报告厅外的门窗边；而台上演讲的张岂之虽已满头银发，但依旧身姿挺拔、音调铿锵，思路清晰、妙语连珠。这位百岁人文学人，一生都在坚持阐发、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乐此不疲，初心不改。 今天，先生已离我们远去。很多西北大学校友及历史学、思想史爱好者都在社交平台上表达了对先生的缅怀。 先生之风，在很多后学心中留下永难磨灭的印象——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子今： 在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入学的西北大学历史系学生们心中，张岂之先生是永远的恩师。西北大学历史学科的建设在张岂之先生任历史系主任时开始即走上快速发展的正轨。他请李学勤教授、田昌五教授来校兼职，使得学生们见识了不同学术背景、不同学术风格、不同学术路径的大家风范。张岂之先生秉承侯外庐先生开创的中国思想史研究重视理论重视思辨的科学传统，对于考古学这样以实证为第一的学问，也予以积极支持，他对于陈直先生学术方向的肯定，影响了西北大学考古学的发展方向。张岂之先生对于西北大学历史系77级有特别的关心和引导。这个年级的两个班——历史班和考古班，涌现出不少学术英才。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的就有朱玲、魏道儒、王震中、彭卫。考古学有世界影响的学者，则有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刘莉和秦汉考古大家焦南峰。 我在本科学习期间就受到张岂之先生诸多教示。我发表的第一篇正式的学术论文《汉代的斗兽和驯兽》，就是承张岂之先生推荐在《人文杂志》1982年5期发表的。这已经是42年前的事情了。后来参加张岂之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六卷本）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版，2005年9月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承担秦汉三国部分撰写任务。至今清楚地记得在听到学界朋友发表的批评意见时，张岂之先生指示我依据史实，诚恳作答，后来争议遂得澄清。我受林甘泉先生指令，撰写《“其兴也浡”，“其亡也忽”：中国历代王朝盛衰兴亡的周期律》一文。成文后未能获得林甘泉先生满意。他几乎重写了这篇文章，署名“林甘泉、王子今”（《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中国历史25讲》，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版）。张岂之先生是全书主要策划者之一，他就此耐心指教我，应当重视理论的应用，以指导史学学术研究。在西大校园里，在清华林荫路，许多次漫步交谈，他的教导至今依然响在耳边。记得近年所得教诲中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是不一定非要写大部头的书，一是要少喝酒。这样的嘱咐虽然一不留神可能淡忘，但是话语中对后辈学子的真爱，我会永远深记在心。 我曾经为张岂之先生的随笔集《春鸟集》写过一篇书评，题为《自然之风·自由之羽》。其中说：“以欢欣自由的‘春鸟’比喻知识分子积极活跃的文化思想和学术精神，可以说是别有意蕴的。”张岂之先生曾经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除了“人文”精神、“奇偶”精神、“会通”精神之外，又有“自然”精神。（《春鸟集》，第156页）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学术传统中许多精微之处，其实都是在这种和“自然”的共鸣中表现出某种接近“自由”的神韵的。今天，张岂之先生真正地走向“自然”，走向“自由”。我们怀念他，并由衷诵念：“张岂之先生千古！” 绍兴文理学院特聘教授黄朴民： 我的博士生导师田昌五先生与张岂之先生是好友，缘此之故，我得以有机会比较早地拜识张先生。1988年，我完成博士学业，准备提交论文，与师兄王晓毅、于化民一起参加答辩。我们三人的专业方向是“中国古代思想史”，张先生成了我们的博士论文评阅人和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按古代的传统，他就是我们的“座师”。在整个论文评审和答辩过程中，张先生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有以下几点： 一是看重友情，仗义相助。张先生当时正在西北大学校长任上，公务剧烦，日理万机，真的应该没有多余的精力与时间评阅论文、主持答辩。但是，当田先生提出邀请时，他二话没说就允诺了下来。这固然有他与田先生友情的因素在起作用，但我觉得这更是他致力于培育人才、壮大思想史研究队伍责任心的驱使。 二是天赋异禀，效率惊人。我的论文撰写，中间曾发生过改换题目的周折，仓促成稿之日，距离答辩的时间已所余无几，所以留给专家评审的时间十分有限，当时没有快递这一说，论文用平信邮寄，有寄丢的担心，用挂号信邮寄，又费时多多，为了确保我能按时参加答辩，系里资助经费，让我随身携带思想史专业三人的论文奔赴西安，呈送张先生审阅。张先生无暇接待，让其助手任大援老师代他收下论文，我想，张先生怎么也得看上两三天吧。没想到，第二天上午任老师即来电话，通知我可前往学校取回张先生的评议书。原来，张先生收到3本论文后，用一个整夜的时间仔细读完，并用毛笔写出三份详尽的评议书。需要指出的是，张先生所审阅评议的这三本论文，研究的主题完全没有交集，我是谈董仲舒与两汉儒学，王晓毅是考察魏晋玄学“正始之音”，于化民是讨论明代王门后学的思想。可张先生从容应付，举重若轻，这样的效率，这样的能力，说真的，的确是叹为观止，让人钦佩不已！ 三是宽严相济，重在鼓励。对待学生的习作，张先生严格把关，既充分肯定论文中的优点，又认真指出存在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说，三篇论文，以王晓毅的“正始之音”最为出色，张先生在评语中给予了极大的赞赏和高度的肯定。于化民的论文也相当优秀。稍弱的就是我的论文。但尽管拙文写得不尽如人意，但是张先生仍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指出拙文有三个值得肯定的优点：并以“颇有新意”“很有独创性”“很有说服力”等评语加以褒奖。对论文论述不充分、提法欠周详、观点可斟酌、表达有阙漏等问题。张先生在申述其批评意见之时，也以“值得研究”这样温和的语气加以表达，并友善地指出：“尽管如此，这些都是作者的新观点，虽然有待于完善，但它们的提出，却反映了作者研究的创新性，还是值得鼓励的。”今天重温张先生的评审意见，我越来越明白先生的良苦用心，即对年轻学子的努力，要以鼓励为主，要保护他们在学问追求上的积极性，对他们尚嫌幼稚的想法，应该尽量去发现其中的长处，使他们对未来抱有信心。今天，我之所以能在学业上有所坚持，饮水思源，应该永远感激当年张先生这份评语所带来的不竭动力。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梁涛： 我在硕士、博士阶段从学于张岂之先生。在担任西北大学校长期间，先生通过联合办学等方式筹措办学资金、为学校所设专业对应的各行业培养人才，带动了西北大学发展，使学校进入发展黄金期；先生延续了侯外庐先生的社会史和思想史结合研究的方法，主编《宋明理学史》《中国学术思想史》等重要学术著作，使侯外庐学派的学风得到进一步发展；先生还较早在高校推动人文素质教育，在西北大学、清华大学担任教授时开设了相关课程，影响了很多青年学子。 西安邮电大学党史与红色文化研究院院长、二级教授袁武振： 我1981年上西北大学历史系本科，1988年从西北大学研究生毕业。我在西北大学读书求学7年，张先生先后是我们历史系主任、副校长、校长，我多次聆听先生的学术报告和大会讲话，广泛学习先生的著作和文章。先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和领导之一，他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态度、儒雅的风范，永远是我们的骄傲和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