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简介：一位经济学者最近坦言，他用十几个变量构建的区域创新能力模型，解释力达到七成以上，论文顺利发表在权威期刊。然而他深知，那剩下的三成并非统计噪音，而是隐藏着一系列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地方主要领导的战略眼光、企业家的决策直觉等。这些难以量化的因素，往往比模型中的变量更能解释区域创新的成败。这折射出中国学术研究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我们采用西方范式构建分析框架时，往往忽视了那些超越量化工具、却至关重要的非量化因素。 “误差项”里的中国密码 近年来，国内顶尖经济、企业管理、公共管理类学术期刊中，实证研究占据了大部分版面，具有明显的定量化倾向。回归分析、显著性检验和稳健性分析构成了学术规范的“铁三角”。这套源自西方的范式确实帮助中国学术界快速与国际接轨，但伴随而来的成本同样不容忽视。一个典型案例是，某研究团队分析贫困县脱贫成效时发现，模型中的指标能解释大部分进展，但实地调研显示，真正的转折点往往在于难以量化的因素，如第一书记的长期走访、返乡青年的电商创业和村民的互助传统，它们被归入“误差项”。这个“误差项”是一个信号。它提醒我们：理性计算有边界，数理逻辑有盲区，那些无法被变量、系数和方程式容纳的部分，往往是最具决定性的力量。换言之，许多关键机制——组织动员能力、情感结构、关系网络、共同体意识——在西方经典模型中被排除在外，而在现实中却具有决定性作用。 方法论依附的隐形代价 更深层的问题是话语权。当我们全盘接受西方方法论时，实际上也在默认西方定义问题的方式，接受了其预设的研究议程。由此带来的影响远比技术选择更深刻。为什么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必须讨论是否“收敛于发达国家模式”？为什么分析政府作用，默认前提是“弥补市场失灵”？这些研究的起点预设了西方经验的普遍性，将中国实践视为“例外”或“偏差”。在这样的框架下，无论中国学者如何精通计量方法，也依旧无法超越西方范式的局限。我们贡献了大量经验数据，却难以提出由自身经验滋生的原创理论，这不仅是学术问题，更是话语权问题。因此，中国要构建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突破口必须从方法论层面切入。这不是拒绝西方方法，而是不能让它成为唯一合法、唯一“科学”的认识路径。 被遗忘的认识传统 中国并非缺乏学术传统，只是在近百年的“科学化”浪潮中，深厚的思想资源被边缘化了。义理之学、训诂学、考据学等传统学问，代表着不同于西方理性主义的认识路径，蕴含着重要的思想潜能。 第一，义理之学：从“是什么”到“为什么”。义理之学不满足于经验描述，而是追问价值根基、制度正当性与治理目的，强调“应然”的探讨。以“共同富裕”为例，实证研究虽然能分析收入分配，但难以回答为何追求共同富裕，何谓“共同”的富裕，均等的追求是否正当。这些问题需要从义理入手，追溯“均富”“和而不同”等思想的历史演进，辨析“共同”与“平均”的本质差异，阐明其中所蕴含的正义理念、社会目的和文化逻辑。 第二，训诂与考据：以“实事求是”澄清概念。中国思想传统把概念视为历史生成物，每一个词都带着文化温度和时代痕迹。“小康”“大同”“天下”是中国思想世界的基础性概念，在翻译时却常常被简单对应为现代化、乌托邦和世界，而这种机械对应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其文化内涵。训诂和考据的价值就在于通过溯源、辨义、析理，恢复概念的本真含义，避免中国话语在翻译与理论化过程中被异化。 第三，心性之学：一种被忽视的“实践认知”。王阳明的“致良知”强调真理不仅来源于逻辑推演和经验验证，也来源于实践体悟、境遇判断与顿悟式决断。在复杂情境中，主体的直觉、经验与价值取向本身就是认知资源。中国近现代的不少重大决策往往体现了这种“实践理性”：“农村包围城市”“摸着石头过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都是在中国社会结构、历史经验与现实需求的具体情境中悟出来的。这种认识方式在西方理性主义标准下似乎“不科学”，但恰恰能捕捉那些无法量化、无法模型化，却对实践成败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关键变量。 双轨并进，建立自己的方法论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变革，核心议题并非“是否需要借鉴西方方法”，而是“能否仅依赖西方方法”。单一路径无法应对中国实践的复杂性。因此，我们需要采用双轨并进的方法。 一轨是理性实证路线。运用数据分析、因果推断、模型构建等工具，研究可量化的现象。这条路线主要适用于研究那些可测量、可重复、可验证的现象。我们要坚持问题导向，利用这些工具深入研究中国问题，而非仅仅为了发表论文而进行形式上的模仿。另一轨是义理体悟路线。这一路线要求回归中国传统学问，通过概念辨析、文本诠释、意义阐发、实践体悟，处理价值判断、文化意涵等理性难以穷尽的问题。比如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怎样阐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势，以及为什么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代表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问题，西方既有的理论框架往往无法提供有效答案，必须从中国深厚的历史传统和鲜活的当代实践中寻求解释。这两条路线并非对立排斥，而是相得益彰的。一个完整且高质量的研究，应当既具备实证分析的“硬度”，又拥有义理阐释的“深度”。 中国能否为人类文明贡献原创性的知识和思想，取决于我们能否建立自己的方法论。我们的学术研究绝不能囿于西方理论框架下进行依附性验证，或是将中国经验视为特殊案例进行边缘化解释的层面。令人欣慰的是，这场变革已然启动。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反思实证研究的局限，开始重视中国传统学问，中国话语正逐步在国际学术界获得更清晰的表达。前路虽漫长，挑战仍艰巨，但方向已明确：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也必将拥有自己的方法论。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每一个中国学者的使命。 （作者为香港城市大学全球治理与创新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