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简介：四月的一场春雨，让北京的绿意愈发浓郁。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一间堆满中西学术著作的办公室里，记者采访了该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陈胜前。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202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这两次重要讲话，令陈胜前教授印象深刻。 陈胜前教授表示，经过几代学人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不断取得新成就。10年来，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组成部分的考古学正迈向新征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正日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十载考古 思接万年 记者：过去10年，中国考古工作不断取得新成就。从您的视角观察，这10年我们在考古发掘、成果整理与阐释方面，取得了哪些重要进展？这些成果对认识中华文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陈胜前：10年来，全社会对考古事业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研究队伍、配套设施、制度保障等方面都有了非常显著的提升。在此基础上，我国考古事业实现了飞跃性发展。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田野考古、科技考古、公共考古等领域，涌现出大量成果，为中国考古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基础与实践机会。 在田野考古方面，据国家文物局统计，每年批复实施的考古发掘项目达上千项。在对诸多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中，不乏重要发现。例如，位于浙江仙居的下汤遗址，其墓葬中随葬品数量在上山文化时期就已出现显著区别，表明当时的社会可能已发生初步分化。位于黑龙江饶河的小南山遗址，随葬品中发现了玉器，将中国玉文化的出现时间提前了1000年。位于河北张家口的郑家沟遗址，被证实为红山文化晚期积石冢遗存，大大拓展了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甘肃庆阳南佐遗址，是距今5000年前后黄河流域主要的都邑性聚落遗址之一，发现了建筑面积约720平方米的宫殿建筑。此外，河南荥阳青台遗址、山东章丘焦家遗址、山东滕州岗上遗址等都有重要发现。这些成果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中华文明的认识。 在科技考古方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169例古代人骨样本展开的核基因组研究，揭示了石峁文化人群的遗传来源及其社会组织结构，令人印象深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等单位联合开展的分子遗传学研究，证实了山东广饶傅家遗址中两处独立墓葬群是“随母系埋葬”，实证了史前存在母系社会，这一成果也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在公共考古方面，我国目前已评定65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不仅实现了遗址本体、历史环境与文化氛围的系统保护，也积极创新展示展陈方式，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考古真正惠及人们的文化生活，与地方发展形成了良性循环。 在考古学理论方面，我认为一项突出的成就是形成了文明起源研究的“中国方案”。基于大量考古发现与研究，我们提炼出了符合中华文明实际的文明起源标准——高等级的墓葬、专业化的手工业、中心聚落和宫殿的出现等，标志着社会等级分化和权力中心的形成，这些都是文明的重要表征。 记者：您求学时期的学术训练主要聚焦于史前考古，后续的研究也较多关注相关课题。您曾撰写专著，对中国农业起源过程进行考察。在您看来，史前考古对于把握历史趋势、认识文明形成过程有怎样的作用？ 陈胜前：关于史前考古乃至考古学的意义，我倾向于借用司马迁《报任安书》里的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当我们将观照文明的视野放到一个超长的时间尺度时，就可能会获得不同于以往的新认知。具体而言，史前考古对中华文明的认定发挥了以下作用。 其一，纠正“中国文明西来说”。这种观点来自西方学者，他们依据并不完整的考古发现，断定中国文明起源于中国以西的地方，如中亚、西亚、印度等地。而李济、梁思永、夏鼐等先辈通过努力，以切实的史前考古发现，有力辩驳了这一说法。 其二，确认中华文明多点起源的特征。例如，严文明曾根据多个史前遗址的发现，提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起源模式。他认为，中国史前文化是一种重瓣花朵式的多元一体结构，即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同时又是一体的。 其三，确认我国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万年的农业史。山西西侯度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实证我国有243万年的人类活动史；陕西蓝田上陈遗址、重庆巫山龙骨坡遗址、湖北郧县学堂梁子遗址等的年代也在距今200万年前后，这些发现深刻改变了我们对人类演化史的既有认知。浙江上山文化遗址群发掘出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属性明确的栽培水稻，说明我国稻作文明已有万年历史。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一大批遗址的发现，则为中国万年的农业史提供了丰富而充分的实证。 融会中西 承古开新 记者：任何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理论建设。您长期致力于考古学理论研究，请问过去10年，学界在建设中国考古学理论方面进行了哪些有益探索？ 陈胜前：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厘清“考古学”这一概念。在我看来，考古学是一门通过物质遗存研究来了解人类过去的学科。然而，从发掘物质遗存到阐释人类过去，中间需要一系列中介理论。根据研究过程的先后，考古学理论可以分为五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关注考古发现和考古材料本身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前者研究遗址的堆积顺序与文化遗物的分布，后者则通过分类和比较来揭示文化遗存的发展演变历程。第二个层面，关注考古材料的形成过程，分析其中的自然因素与文化因素，涉及科技考古、历史考古、实验考古等。第三个层面，是狭义的“透物见人”理论，即通过物质遗存认识人类行为，比如通过石器、陶器、玉器、墓葬、聚落等研究揭示人类社会特征。第四个层面，是关于人类文化、历史与社会行为的理论。第五个层面，关注考古学本身，梳理其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 过去10年，中国考古学在上述每一个层面都进行了有益探索。基于大量考古发掘成果，我们进一步发展了考古地层学与考古类型学。得益于技术发展，科技考古在我国已形成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年代测定、人类骨骼考古、古DNA考古等成熟分支，并成为我国考古学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领域。通过器物与遗迹的研究，中国考古学逐渐形成了走向“社会考古”的新趋势，关注中国古代社会的运行机制和文明起源等问题。近年来，在发展作为科学的考古学的同时，考古学的“人文转向”等也成为探讨的新方向。可以说，从各个层面上，都可以看到中国考古学在理论领域的积极进展。 记者：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之前，我国有长达千年的金石学传统。北宋学者吕大临曾这样归纳金石学的宗旨：“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矣。”此外，我们还有悠久的文献史学传统。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体系，可以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汲取哪些思路？ 陈胜前：这个问题正是我当前研究的一个重点。 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可以追溯至金石学。金石学在北宋时就已形成自己的研究宗旨与方法，至清代达到高峰，留下了千余部著述，只是到了近代，逐渐被以科学考古为基础的现代考古学所取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过于强调科学，以科学为唯一标准来衡量文化发展，就容易剥离古物承载的“意义”，从而忽视自己的人文传统。 吕大临的话暗含的前提是，器物是文化风尚的载体，古器物是古人存世的代表，金石家在研究过程中可以重新感受到古代的风尚。现在，我们从后过程考古学理论的角度再来看金石学，就会发现其显著的人文性——它认为研究古物是继承古代文化意义的重要途径，通过重新体验来理解传统。从这一点来看，金石学的人文内涵与现代考古学“透物见人”的宗旨并行不悖。发展人文维度的中国考古学，需要接受和转化金石学的传统。 至于文献史学，它能为考古学提供准确的时空框架与历史背景，大大提高考古研究的效率。比如，正是依据史书记载，我们才能确认位于江西南昌大塘坪乡观西村的汉代大墓是西汉海昏侯刘贺的墓葬，而不仅仅停留在它是“汉代大墓”的认知层面。悠久的文献史学传统，是中国考古的幸运。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发展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 记者：构建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离不开对西方考古学的参照。回顾百年来西方考古学范式演变进程，我们能从中汲取哪些经验，又应注意避免哪些误区？ 陈胜前：由剑桥大学、爱达荷州立大学学者主编的《考古学理论手册》，将西方现代考古学的范式归纳为八种。其中，最常见的是文化历史考古学范式、过程考古学范式和后过程考古学范式。文化历史考古学以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两个基础理论为方法，过程考古学强调科学实证与普遍规律的探索，后过程考古学则强调阐释、象征意义、考古的能动性与多元叙事，反对过程考古学中的“科学主义的霸权”。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哪种范式，考古学研究都离不开“阐释”——物质遗存本身不会说话，只有通过阐释，形成一定的知识体系，才能为人理解，而阐释往往是有立场的。在西方考古学发展历程中，有一些思想需要警惕。例如，在现代考古学初创阶段，卢博克就利用民族志与少量考古材料，写作了《史前时代》一书，将种族主义观念渗入其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西纳使用“考古学文化”一词描述“地域共同体”，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但他试图用这一方法论对日耳曼人的“文化圈”进行研究，导致其学说沦为极端民族主义甚至纳粹的工具。20世纪60年代，过程考古学兴起，其科学主义的组织框架仍以西方为中心。20世纪80年代，后过程考古学兴起，尽管强调多元话语，但其仍以西方社会为基础，诸如身份、性别、个人等具有西方政治正确意味的主题，成为阐释的热点与角度。 关于“范式”，我们需要警惕几个认知误区：第一，否认范式的存在，认为考古学的发展无须反思，就会自动实现范式的变迁。第二，将范式极端化，认为一个范式能够“包打天下”。事实上，新范式是对旧范式的拓展而非颠覆，不同范式可以并存。第三，认为考古学从物质遗存出发，是纯粹客观的学科，持这样的观念，会让我们丧失中国考古学的主体性。 记者：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体系研究”的负责人，在您看来，应当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陈胜前：首先我们要明确考古学的性质，它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学科，并非纯粹的自然科学。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视角理解考古学，它必然需要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围绕“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等课题展开研究，承认并凸显中国考古学的主体性。同时，还需反思考古学的“现代性”问题，因为在西方考古学语境中，“现代性”是以西方文化为中心、以资本主义为基础构建的认知体系。我们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目的是通过中国看世界，定义属于自己的世界考古学，而不是因为已经有了现成的世界考古学，就将西方视角当成我们的视角。我所著的《作为文化的考古学》一书，提出了要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维度的考古学，坚持这个方向，就是我对这一重要问题的回答。 立足田野 放眼全球 记者：近10年来，我国考古界与国际学界的交流日益频繁。以“世界考古论坛·上海”为例，该论坛已持续举办了6届。从论坛发布的成果来看，我国科学家参与了人类古基因组的研究工作，揭示了东亚10万年来人群迁徙、演化与适应的图谱。您认为，我们应当如何更好地参与国际交流，向世界展示中国考古学的新成果？ 陈胜前：目前，自然科学维度的考古研究是对外交流的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维度的考古研究因需要克服文化差异而在对外交流方面相对较少。在我看来，搭建属于自己的学术交流平台，可能是今后的发展方向之一，“世界考古论坛·上海”就是一个范例。此外，我们还应该积极地“走出去”，与各国学者开展联合考古调查研究，在学习他国文明的同时深化对自身文明的认知。要向世界更好展示中国考古学的新成果，还要坚持“透物见人”，即我们向外界讲述的中国考古故事里，一定要突出“人”。就像社交媒体之所以能被广泛接受，是因其展示的是普通人的生活和故事、实现的是人与人的联结。同样，展示考古成果，也要讲好以“人”为中心的故事。 记者：古代文献典籍记录了我国3000多年的历史，而在甲骨文之前，中华大地还有1000多年的文明发展史，以及超过百万年的人类史。您认为，中国的考古工作能为世界文明进程的探索作出怎样的贡献？ 陈胜前：这个问题可以从工作方式和工作成果两个方面来回答。 从工作方式看，中国考古研究具有鲜明的公共性，通过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等举措，实现了经济发展、文化服务与知识普及的良性循环，让考古走出了“冷门”的小圈子，真正走进公众视野。这是现代考古学值得提倡的方向。 从工作成果来看，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成果，深刻改变了我们对人类文化发展进程的认识。例如，山西运城西侯度遗址、陕西蓝田上陈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将东亚人类史提前到了距今200多万年前。安徽池州华龙洞遗址发现的直立人头骨化石，被确认为30万年前东亚地区向智人演化的最早古人类，见证了人类在欧亚大陆东部相对独立的演化轨迹。湖南道县福岩洞发现的47枚人类牙齿化石，表明在距今12万年至8万年前，现代人已在该地区出现。这些发现为学界关于人类起源的种种争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在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中国形成了至少两个主要的农业起源中心——北方的旱作农业与南方的稻作农业，它们是与西亚并称的两个最早的农业起源地带，对后来的文明发展以及历史进程影响极为深远。 记者：面向未来，中国考古学的“生长点”在哪里？我们还可以从哪些方面推进中国考古学建设？ 陈胜前：一是田野考古。考古学是一门以发现著称的学科，而田野考古是新发现的主要来源。当前，中国考古学正处在考古发现的高峰期，相信未来一二十年内将会迎来更多重要发现。 二是科技考古，也称考古科学、技术考古或实验室考古。不久的将来，中国考古机构将建设越来越多的实验室，从事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年代考古、人类骨骼考古、古DNA考古、文物保护技术等研究，形成更多科技考古分支领域。 三是公共考古。一方面，数智技术的发展为考古专业群体与公众之间的互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另一方面，当今时代也愈发需要掌握表达技巧的专业人员，将考古学的话语以更接地气、更具艺术性的形式表达出来。 四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该工程汇聚了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古文字学、年代测定、冶金史、遥感技术等近20个学科，旨在科学回答中华五千年文明如何起源、形成并发展为早期国家形态等问题。它与上述“生长点”有交叉重叠的部分。 五是极端环境考古。包括在青藏高原、新疆沙漠与戈壁、水下等难以到达的区域开展考古工作。以水下考古为例，目前我国已拥有专业船只与潜水设备，工作范围已拓展至红海、地中海等地。 六是中外交流考古。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走出国门研究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与文化，已成为必然趋势。 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百余年后的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未来，我们有信心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更古老的岁月追寻文明线索，向更广阔的天地拓展考古领域。